体检单上的转氨酶旁多了一个向上的箭头，医生看了一眼说，少熬夜，少喝酒。我点头，出了医院大门却拐进一家旅行社，订了张去昆明的票。这个决定谈不上理智，只是那个箭头让我忽然觉得，身体里有些东西正在悄悄流失，得趁它们还在的时候，去看看别处的天。

飞机落地时已是傍晚，长水机场的风带着一股松针的气味。我坐上一辆开往市区的小巴，邻座是个背着竹篓的老太太，篓里装着几把晒干的菌子。她问我从哪来，我说了城市的名字，她哦了一声，说那地方她年轻时候去过，楼太高，抬头看久了脖子酸。我们没再说话，车窗外的红土地一块一块往后退，像谁随手铺开的旧毯子。

第二天我去了翠湖。冬天快到了，红嘴鸥先一步从西伯利亚赶来，湖面上白花花一片。有人举着面包屑，鸥群就呼啦啦扑过来，翅膀扇出的风扫过脸颊，带着水腥气。我坐在石栏上看了很久，旁边一个本地老人说，这些鸟每年都来，比钟表还准。我想起体检单上那个箭头，忽然觉得身体里的潮汐大概也有它的季节，只是我从来没认真听过。

后来我坐夜班火车去了大理。车厢里有人打呼噜，有人低声打电话，我睡不着，就着过道的灯看窗外。月光照在田埂上，偶尔闪过一两棵树的影子。下铺是个刚辞职的年轻人，他说自己要去沙溪住一阵，什么也不干，就晒太阳。我没问他为什么辞职，他也没问我为什么出来。天快亮时，苍山的轮廓从晨雾里浮出来，像一堵沉默的墙。

在大理古城，我租了辆自行车往才村骑。路边的三角梅开得不管不顾，把整面墙都染红了。骑到洱海边，我把车靠在柳树下，脱了鞋踩进浅滩。水很凉，石子硌脚，远处有人划着铁皮船收网。我蹲下来摸了一块石头，上面有细密的纹路，像缩小的山脉。那一刻我什么也没想，只觉得脚底的凉意顺着小腿往上走，把胸腔里那点闷气一点点挤了出去。

回程的飞机上，我又想起那个向上的箭头。它还在那里，不会因为一趟旅行就消失。但我记得翠湖的鸥叫，记得夜班火车轮子碾过铁轨的声音，记得洱海的水漫过脚背。这些事和转氨酶没有关系，和体检报告也没有关系。它们只是发生过了，被我带回来，放在身体里某个比肝脏更深的地方。